• 定位:第三次生产力革命

    时间:2013-08-30 来源:经理世界网 作者:邓德隆 浏览: 我要评论() 字号:T | T

  •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,他深刻地指出了,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存在的根本柱石,也是历史的第一推动力—大哲学家李泽厚如是总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。
    第一次生产力革命:泰勒“科学管理”

    从唯物史观看,我们终于明白,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(以下简称“二战”)胜利的关键历史人物并不是丘吉尔、罗斯福与斯大林,而是弗雷德里克•泰勒。泰勒的《科学管理原理》掀起了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生产力革命,大幅提升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。“二战”期间,美国正是全面运用了泰勒“更聪明地工作”的方法,使得美国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远超其他国家,美国一国产出的战争物资比所有参战国的总和还要多—这才是“二战”胜利的坚实基础。

    欧洲和日本也正是从“二战”的经验与教训中,认识到泰勒工作方法的极端重要性。两者分别通过“马歇尔计划”和爱德华•戴明,引入了泰勒的作业方法,这才有了后来欧洲的复兴与日本的重新崛起。包括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“亚洲四小龙”以及今日的“中国经济奇迹”,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这一次生产力革命,本质上都是将体力工作者(农民)的生产力大幅提升(成为农民工)的结果。2009年12月的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将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形象作为封面人物,其标志意义正在于此。近几年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也揭示,农民工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一直高达60%。

    泰勒的贡献不止于此。根据唯物史观,当社会存在的根本柱石—生产力得到发展后,整个社会的“上层建筑”也将得到相应的改观。在泰勒之前,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,造成了社会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峙。生产力的发展,使得体力工作者收入大幅增加,其工作强度和时间大幅下降,社会地位上升,由无产阶级变成了中产阶级,并且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。前者的“哑铃型社会”充满了斗争与仇恨,后者的“橄榄型社会”则相对稳定与和谐—体力工作者生产力的提升,彻底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,缔造了我们所说的发达国家。

    体力工作者工作强度降低后,人类的平均寿命因此相应延长。加上工作时间的大幅缩短,这“多出来”的许多时间,一部分转向了休闲,更多地转向了教育。教育时间的延长,催生了一场更大的“上层建筑”的革命—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知识社会的出现。1959年美国的人口统计显示,靠知识(而非体力)“谋生”的人口超过体力工作者,成为人口的主力军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社会。同样地,知识社会的趋势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,向全世界扩展。目前,体力工作者在美国恐怕只占10%左右了,剩下的都是知识工作者。德鲁克预计,这个社会转型要到2030年才能彻底完成。

    第二次生产力革命:德鲁克“管理”

    知识社会的来临,催生了第二次生产力革命。彼得•德鲁克开创的管理学(核心著作是《管理的实践》及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》),大幅提升了组织的生产力,让社会容纳如此巨大的知识群体,并让他们创造绩效成为可能。

    在彼得•德鲁克开创管理学之前,全世界能吸纳最多知识工作者的国家是中国。中国自汉代以来的文官制度,在隋唐经过科举制定型后,为整个社会打通了从最底层通向上层的通道。这不但为社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,也为人类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,成为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但无论怎么说,能被中国传统社会吸纳的知识分子,毕竟只占人口的很少一部分。至清朝时,中国大概每年还能吸纳两万名左右,而美国以同等的人口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高达百万以上,再加上许多在职的人通过培训与进修,从体力工作者转化为知识工作者的人数就更为庞大了。特别是“二战”后实施的《退伍军人权利法案》,几年间将“二战”后退伍的军人几乎全部转化成了知识工作者。如果没有管理,整个社会将因无法消化这么巨大的知识群体而陷入危机。

    通过管理提升组织的生产力,我们不但消化了大量的知识群体,甚至创造了大量的新增知识工作的需求。与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是以个体为单位来研究并予以提升不同,知识工作者的知识本身并不能实现产出,他必须借助组织这个“生产单位”(或者说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器官)来利用他的知识,才可能产出成果。正是德鲁克的管理学,让组织这个生产单位创造出应有的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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